前言：
我经常会在深夜里惊醒，不是噩梦，而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寒彻透骨的恐惧，让我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拷问：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个可以宽慰自己的理由，直到遇到魏巍。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朋友魏巍并献给所有为了公益事业而不懈努力的人们这是发生在昆明街头的一场生死营救。对于当事人杨昆娥来说，真的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网络上，她已经成了红人，“最美护士”“温暖了一座城市”，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甚至在那个医院向她鞠躬表示感谢时，她还显得有些羞涩。那是在年1月2日的清晨，这天的最低气温仅有4℃，是春城为数不多的寒日。穿着羽绒服的杨昆娥，急匆匆地步行前往单位。就在走到人民中路时，看到一个小男孩，倒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没有多想，杨昆娥冲上前去，把小男孩抱在怀里，用手去摸鼻孔，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再试颈动脉，也没有搏动。一个热心的路人，拨通了，然后递给杨昆娥，杨昆娥非常清晰且镇定地报告了自己的位置，“医院心外科的一名护士，我现在在场，正在对孩子进行人工呼吸，你们尽快过来。”随后，她跪在地上，开始对孩子进行心肺复苏。在持续两三分钟之后，孩子咳嗽了几声，慢慢恢复了意识。一位路人拍摄下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发到网上后，感动了无数网友。而对于杨昆娥来说，这颗善良的种子，同样是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被深深地埋在了心中。她一生，都无法忘记当年那个改变她人生命运的场景。这则感人的新闻背后，是一段穿越这个国家30年的苦难且攸关其未来的生死营救。一“小朋友，你上几年级了？”那是年底，正在院子里画画的杨昆娥抬起头，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几位叔叔阿姨，有些怯怯地说：“我还没有上学。”那年，杨昆娥已经11岁。这位哈尼族的小姑娘，一脸清秀。几位叔叔阿姨看到了杨昆娥的画纸，是泛*的草纸，而画的画，是照着一本已经破烂不堪的连环画《杨家将》。就在不久前，他们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在郊野公园附近一个废弃的房子里，住了一对捡破烂的母女，孩子已经十多岁了，还没有上学，恳请希望工程办公室可以帮帮她。信里，附了一幅孩子画在草纸上的画，画的是穆桂英出征。几位叔叔阿姨，分别是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沈光鑫、工作人员魏巍，以及魏巍的姐姐李卫。接到失学儿童的线索后，他们趁着周末，来实地探访。直到今天，沈光鑫依然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是坐落在山坳里的一个小院子，对面是一个羊圈，院墙是用土坯做的，看样子没有几年，院子里，只有一间灰暗破旧的小房子。让他惊讶的是，房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捡回来的塑料瓶被码放得整整齐齐。院落外面，有一小块地，种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有菊花，也有格桑花。微电影《格桑花开》剧照一起去的李卫，被一幕深深地感染，面临如此大的困境，依然对生活如此讲究的人，那要多么的坚强。菊花是可以拿去山下的市场卖的，但格桑花，只能自己观赏。生长在高原的格桑花，犹如高原精灵，纤弱而又顽强，风越大，它越挺拔，阳光越强，它越灿烂。另外触动大家的是，院子里有一群刚刚孵出不久的小鸡，因为天冷，主人竟然用破棉布，给每只小鸡做了一件小兜肚来保暖。对于这个窘迫的家庭来说，那是生活的希望，只要不被冻死，小鸡长大后，就可以下蛋，可以卖钱来贴补家用。做了多年希望工程的沈光鑫，见过太多贫困的家庭，有的连基本的衣食都没有着落，但是在面对贫困时，依然将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且依然满怀希望的，并不多。“想不想上学？”沈光鑫问。未等说完，懂事的杨昆娥站起身，快速地说，“我想。”正在这时，孩子的妈妈张秀芬回来了，她听到这句话，看到几位城里来的陌生人，一下子明白了，她突然跪在了地上。边哭边说，“谢谢，谢谢好心人。”11岁的杨昆娥，也跟着跪下一起哭。张秀芬的背上，还是刚刚捡回的破烂，有塑料瓶、纸箱、书本。沈光鑫立即将这母女俩拉起来，告诉他们，“以后不管任何人给你们什么东西，都不能下跪，不能用这种方式感谢人。”身为云南希望工程的具体负责人，沈光鑫遇到很多次这样的场景，但他需要的不是感谢，而是这份爱心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小小的杨昆娥，点了点头。在张秀芬的讲述中，这个家庭的苦难逐渐清晰。年，杨昆娥出生，她的母亲是云南峨山县人。母亲张秀芬因脚有残疾，行动不便，很难找到工作，而父亲因为和别人打架，被打工的地方开除。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带着一家，到祖坟前磕了一个头，准备前往广西投奔一个亲戚。有一天，他们走到这里，发现了这个废弃的房子，就住了下来。旁边是郊野公园，来这里健身游玩的人很多，可以捡到很多的破烂。他们就临时改变了主意，留在了这里。生活似乎有了希望，张秀芬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和丈夫一起，垒起了院墙，开垦了一片荒地用来种菜和花，还孵了一群小鸡。就在他们对生活重新点燃希望的时候，意外又一次到来。有一天，张秀芬煮了四个土豆，给了丈夫两个，她和孩子各一个。丈夫吃完土豆，准备外出去找工作，刚走到路口就突然倒地，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丈夫，心脏一直不好。张秀芬找到附近的公墓，倾尽家里所有的积蓄火化了丈夫，因为再也没有钱下葬，骨灰就放在家里。张秀芬曾无数次想过离开这个世界，但想到孩子，她还是咬咬牙。在她的内心里，只有一个期望，让孩子再也不要经受这样的苦难。在捡回的破烂中，她把一些课本专门留了下来，交给杨昆娥，让她自己来学。作为几乎同龄的女人，李卫被张秀芬深深地折服。这个家庭陷入如此的困窘，没有房子住，孩子上不了学，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的男人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但张秀芬却没有说丈夫的半点不是，即使在后来的交往中，她和张秀芬已经非常熟识的情况下，张秀芬都没有对自己的男人有一点埋怨，只有患难与共的责任。从那以后，李卫就待张秀芬像姐姐一样。而让她想不到的是，在六年之后，这位姐姐给她留下了一份生死之约。二帮助杨昆娥入学的事，由工作人员魏巍来办理。魏巍是在年以一名志愿者的名义进入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来工作的，时年结业于云南省唯一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云南大学的他，本来已经签约了云南省外贸公司，却在临近毕业时，查出患有肾衰竭，只能选择修学，命运由此改变。在没有单位接收的情况下，经人介绍，他来到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先是做志愿者，后来因为工作努力，借着机构改革的机会，他才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在接触杨昆娥之前，经他们帮助的失学儿童，已经数以万计。让魏巍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名叫杨英咏的孩子。杨英咏和杨昆娥同岁，在他还很小的时候，随着父母从老家重庆来到昆明，租住在西坝新村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爸爸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妈妈给客运站送货，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意外的是，在杨英咏上小学三年级的一天，妈妈外出送货时，不小心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导致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一份收入没有了，还要看病，整个家庭一下子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还是个孩子的杨英咏，也担起了这个家庭的责任。每天放学，他一刻钟也不能多玩，要回家照顾失明的妈妈。有一天放学，他看到街上有孩子在擦皮鞋挣钱，他也回家找了几块木板，做了一个小木箱，每到周末，他就上街去给人擦皮鞋，每双一块钱。顺道还捡回一些废品，卖给收购站换点钱。杨英咏明白，爸爸微薄的收入，是难以支撑整个家庭的花费的，如果他不努力，估计要失学。他想上学，想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是，家庭的变故依然接踵而来，这一次，是毁灭性的。就在杨英咏即将上初一的一天，在外打工回来的爸爸开始收拾自己的衣物，然后说，现在的工作挣得钱太少，他要外出去打工。妈妈不同意，爸爸张口就骂。妈妈只能不停地哭泣。杨英咏拉住爸爸的衣襟，也哭着说，“爸爸，你别走，你走了，我和妈妈怎么办，我要上中学了，学费我可以去挣。”结果，爸爸一巴掌扇了过来。看着爸爸决然远去的背景，杨英咏的内心充满了仇恨。爸爸走后，再也没有回来。年少的杨英咏，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任。为了能多挣一些钱，只要有时间，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去街上擦皮鞋。买菜时，也是等到傍晚，去买点便宜的土豆。为了省米，经常是熬稀饭来填饱肚子。有一次过节，杨英咏想给妈妈做份炸酱，结果热油溅到手上，烫了一个大泡。妈妈逼着他去买回一瓶红花油，他擦了两次，就舍不得用，他告诉妈妈，“省着点用，下次烫到还可以再搽。”苦难没有压倒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子，但对于幼小的杨英咏来说，他多么渴望爸爸可以回来，有一个伟岸男人，可以为他遮风挡雨。就在一个周末，突然有一个陌生的叔叔来访。他，就是魏巍。杨英咏的家境被社会爱心人士知道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帮助他，魏巍只是其中一个，但是让杨英咏感觉不同的是，魏巍经常会约他去家里聊天，除了关心学习生活的情况外，还会给他一些人生的建议，“感觉像爸爸一样，很上心。”三杨昆娥和杨英咏，都出生在年。这一年，对于运作已经两年的希望工程来说，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起因是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年5月，解海龙到安徽金寨县采访，看到了正在上课的一年级学生苏明娟，那双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大眼睛”摄入他的镜头，这幅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发表后，触动无数国人，捐款单如同雪花一样飞来。希望工程的发起人徐永光，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在他很小时过世。年，时为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在广西柳州调研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学生辍学率达90%以上。3年后的年，徐永光辞职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首任理事长为刘延东，副理事长有张宝顺、李克强、刘奇葆等人。30多年前的中国，一切欣欣向荣。第一波“下海”潮兴起，国务院也于年发布《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民间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彼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实体产业，开始向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沿海城市成为外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劳动力需求日益加大。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闲置劳动力。中国农民由此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打工潮。中国的春运盛况，也是由此而来。欣欣向荣之中，沉疴已久的问题也开始呈现在公众面前。据估计，在30年前，中国每年有至少万名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张荣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受命负责希望工程在云南的落地。年初，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湖南冷水滩召开会议，时任共青团云南省委青农部副部长的张荣明前往参加。在此次会议上，云南省获得首批个贫困儿童的入学救助名额，每个学生每年元。张荣明曾在贫困县做过3年的副县长，他目睹了太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别说是上学，温饱都是一个问题。对于经济落后的云南来说，当时有73个贫困县，个名额，仅仅是杯水车薪，但这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一份希望。经过讨论，个名额全部放到了红河县。如今从昆明出发到红河县，仅需要3个多小时，而当年，张荣明一行却走了两天。那是张荣明第一次到红河，到了后吓了一跳，县城位于一个山头上，四周光秃秃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共青团红河县委书记张红锋是项目的具体执行者，他带着大家走访了几个乡镇，有一个名叫李兰仙的女孩让他印象深刻，她的家里，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更别说其他家具，孩子没有鞋穿，就坐在火塘前，听到有人资助上学，李兰仙说，“如果有谁帮我上学，我长大了就嫁给他。”对于少数民族众多的中国西部边疆省份云南来说，是希望工程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