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的节俭与奢侈
一枚硬币有两面。人作为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社会动物，出于各种目的、不同需要，会在不同时候展现出不同面目。天使与魔*、高尚与卑鄙，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不同方面。只及一点，只看一面，只顾一时，就可能盲人摸象，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毛病。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不但功高盖世，一身系天下安危数十年，而且还是个勤俭节约的模范。北宋王谠编撰的《唐语林》卷五记载：“每收其书皮之右所剺下者，以为逐日须取，文帖余悉卷贮。每岁终则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薄。所剺之处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积，胥吏不暇剪正，随曲斜联糊。一日，所用剺刀忽折，不余寸许，吏乃銛以应急，觉愈于全时。渐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环势，加于折刃之上，使才露锋，榼其书而剺之。汾阳嘉其用心，曰：‘真郭子仪部吏也’。”意思是说，郭大将*每次收到书信，都要把信封背面裁剪下来继续使用，至于文件什么的，看完了也都收起来，日积月累地攒着，到了年终装订成册。有时很不美观，也顾不得了。有一天，裁纸的小刀折断了，小吏不是丢掉了事，而是加个木把继续裁纸，还受到郭子仪的表扬。如果单从这件事看，郭子仪无疑是节俭的先进典型，是部属学习的好榜样。但与其说郭子仪崇尚节俭，勿宁说其善于作秀。这位大唐中兴名将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平定了安史之乱。而当时的皇帝肃宗李亨是一个生性节俭的人，看到宫室设施太奢侈就命令撤除，吃饭手上沾满了油还要擦掉吃下去。大老板这样率先垂范，作为员工，总得有态度、有所表示才是，这是*治上的需要。在办公纸张这点细枝末节上做点文章，既显得与最高领导保持一致，又能搏得好名声，还对个人生活毫无影响，何乐而不为？
历史上还有一个郭子仪“主动”节俭的例子。《旧唐书．杨绾传》说：“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
杨绾是唐代宗时的大臣，淡泊名利，车服俭朴，才高德隆，素负人望，被官拜宰相。听说杨绾拜相，正在召开音乐会的郭子仪立即传令停乐，并宣布把家中乐伎数量裁减五分之四。看来，郭的*治敏感性很强，不但紧跟一把手，二把手一换表态也很积极。其实，历史上郭子仪是十分奢侈的，家中广田豪宅，姬妾成群。从流传至今的郭子仪祝寿图就可见一斑。据《郭子仪传》：“子仪岁入官俸无虑二十四万缗。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诸孙数十，不能尽识，至问安，但颔之而已。”史书评价说：“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他的汾阳王府异常庞大，光仆人就有三千，出入互不相识。有诗人写诗说“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有如斯豪宅门第，如此讲究气派，花钱如流水，却节俭到为公家省几张纸，这不是表演是什么？
历来皇帝最怕的是功臣造反，与江山相比，大臣们花天酒地甚至贪污受贿，倒是其次甚至无所谓的了。没有缺点的手下是最可怕的，有点问题在手中抓着，皇帝才能睡得稳觉。为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功臣们往往通过享乐或者隐居来避祸。从王剪攻楚多次向秦王请求大量田园房宅赏赐，到萧何因深得民心不得不低价强买良田故意败坏自己名声，再到宋太祖赵匡胤以金钱享乐换取将领兵权，反而都成了传世佳话了。郭子仪深得其中精髓，不遗余力躬身实践，奢侈享乐就是其避祸保身的求生之道。事实上郭子仪也是几起几落，先后被唐肃宗、唐代宗多次削去兵权。郭子仪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怕功高震主，就整天锦衣美食奢侈度日，让皇帝老儿认为自己没有*治野心，只是喜欢享乐而已。他刀尖上生存几十年，更深知人性的弱点。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儿子不解，郭子仪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全家的性命。”王侯将相前来拜访，郭子仪的姬妾从来都不回避，只有“*貌蓝色”、相貌丑陋、心胸狭窄的卢杞来访，郭子仪才让女眷回避，结果这事还正儿八经写入了史书。但正由此，后来卢杞拜相，许多人受到排挤打击，只有郭子仪安然无恙，一直受到礼遇。尽管郭子仪充满了*治智慧，成为历史上少有的福寿双全得以善终的功臣，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跳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他费尽心机保全的富贵，死后不过几十年就衰败了，成了过眼烟云。诗人赵嘏曾写过一首七绝《经汾阳旧宅》：“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后来王府变成了法雄寺，诗人张籍登上寺内的东楼，感慨之余写下了《法雄寺东楼》的七绝：“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时歌舞楼；四十年来车马绝，古槐深巷暮蝉愁。”对此，假如郭子仪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